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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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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缘公卫 此生相伴

戴志澄,1936年出生于福建莆田,1953-1955年就读于浙江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专业,1955年转入华西IKEA大学(现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专业,1957年毕业后留在华西医科大学教授公共卫生专业。在华西医科大学工作期间,创建了国家第一个卫生检验专业,建立了全国卫生管理干部培训中心。1986年调至国家卫生部,先后担任防疫司司长、疾病控制司司长。1997年6月退休后担任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中国防痨协会理事长,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戴志澄教授长期工作在预防医学管理和实践的前沿,为我国的大众疾病防治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学习公共卫生,教授公共卫生,管理公共卫生,参与公共卫生。”年逾七旬的戴志澄教授和公共卫生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是作为华西医科大学的教授,还是卫生部的司长,在疫情面前,胸有成竹、从容不迫是他留给人们最深的印象。他以“大公卫”的管理理念为指导,带领同事和部下一次次地分析疫情,攻克难关,在国家公共卫生事业中尽职尽责,尽显才智。

为官不辱使命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作为社会安全保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卫生防疫系统,担着比以往更重的担子。而当时全国多数防疫站“体力不支”,急需强身健体。1986年4月,在华西医科大学执教的戴志澄教授,接到卫生部调令,任命他担任卫生部防疫司第一副司长。一个月后,戴志澄拎着简单的行李进京报到。到任后的戴志澄首先策划了提升卫生防疫站能力建设行动,其中第一项行动就是装备基层卫生防疫站。

由于经费不足,1/3的县城先参加防疫站建设行动,由卫生部、省财政和自筹经费为主,着手进行建设,这样带动的卫生防疫站建设的热潮席卷了全国。戴志澄深知,要提升整个卫生防疫队伍的战斗力,需要强壮队伍,更需要调整战略,他积极倡导“携手共进”,促进防疫机构合力形成。一时间,全国省级卫生防疫站携起手来,县级卫生防疫站也掀起了互帮互学热。重大疾病,区域联防联控;去安全食品,多地共查共堵,一地一站的工作经验,很快成为全系统的财富。

着眼全局抓大事,是戴志澄的一贯风格。

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的结合病发病情况依然常见。尤其是在一些农村地区,结核病导致了许多家庭的贫困,而贫困更加剧了结核病的发生。深入农村调研的结构使戴志澄的心隐隐作痛。他知道,对于中华民族来说,结核病连着一连串屈辱的历史,旧中国曾因为结核病盛行而被称为“东亚病夫”。他决定,一定要把结核病作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来应对,国家要实施结核病宏观防控战略。

机会终于来了。1990年,卫生部有个传染病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立项,戴志澄积极推荐结核病。他建议,用贷款资金大举展开结核病防治,将结核病纳入科学防控轨道,让贫困的结核病人直接受益。次年卫生部申请到了当时我国卫生贷款中数额最高的“中国传染病地方病控制项目”。在这一总数额为15.91亿元人民币的贷款项目中,结核病控制项目占6.76亿元,其中68%直接用于结核病人的诊治与管理。这个项目从1992年开始实施,覆盖了全国13个省的1162个县,5.62亿人从中受益。此后,他又策划了对世行贷款项目以外区域的大规模国家财政项目防治行动,以卫生防疫经费给予支持。于是,从1993年开始,这两大结核病防治项目覆盖了全国的28个省份,成为我国结核病防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被当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中岛宏博士称为“全球最成功的公共卫生项目”。

筹划结核病等重大公共卫生项目之余,戴志澄还清醒地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他力主组建专家库,让大众专家参与国家重大公共卫生决策。在他的策划下,当年防疫司成立了16个专家咨询委员会,形成了宏大规模的国家重大公共卫生决策“智囊团”。乙肝是我国最大的传染病,全国10%的人口携带乙肝病毒。1991年9月13日,病毒学、免疫学、生物制品等多学科领域专家应召而来,论证能否开启全国新生婴儿乙肝免疫大行动。会上,戴志澄教授首先通报准备开启的行动方案,请众专家品评审议。专家们热烈讨论了3个多小时,最终认定,在全国开启新生婴儿乙肝免疫大行动的事迹已经成熟,可以实施大行动。十几年后的今天,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新生婴儿乙肝病毒携带率已经降至0.5%左右。

卸官难卸责任

退休后,戴志澄并没有闲着,而是积极参与公共卫生领域的很多个NGOO的工作。他倾心最多的是艾滋病防控事业。预防宣教被他认定是艾滋病防控的一支特别重要的疫苗。

1997年他主持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工作的当年,就积极与香港滋滋病基金会携手,策划开启了声势浩大的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活动。11月中旬,志愿者队从香港九龙出发,沿铁路向北京方向进发,沿途发放宣传资料,讲述艾滋病危害,宣传预防知识。历时3个月抵达北京,进行最后一站的盛大宣传。1998年他又策划了与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联手,通过社会募集资金支持,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规模宏大的“预防艾滋病性病教育展览”。展览历时20天,来自24个省份的12万人参观了展览,其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观众之多,社会影响之深远,均创下了空前的记录。

与一般的传染病不同,艾滋病涉及隐秘的高危行为,也涉及许多敏感话题。学者出身又有着11年为官经历的戴志澄为NGO代言,曾引来不少人的担忧。然而,他直面问题,不避敏感。“艾滋病需要科学防控”是他常说的一句话;做政府和群众之间关系的桥梁和纽带,是他对NGO的准确定位。他的工作思路非常明确: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击艾滋病。

2000年,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与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合作,在北京召开同性恋人群预防艾滋病研讨会,许多同性恋人士应邀到会发言。直面同性恋人士防病行动,这在我国是第一次。2001年,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在北京承办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戴志澄担任大会秘书长,参加者达2500人之众。全国各学科专家,社会各界热心艾滋病防治事业的人士,艾滋病感染者的代表等,首次相聚一堂,共议艾滋病防治大事。各方人士畅所欲言,被称为我国第一次真正的艾滋病防治大会。2006年夏季,第6轮全球抗艾滋病基金开始申报。急于对国情的深刻了解和对国内外抗艾策略的透彻分析,戴志澄代表全国NGO首次申请到数额1700万美元的资金,极大地促进了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开展。自1998年以来,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已经连续召开了四届全国NGO联席会议,制定中国NGO预防控制艾滋病行动纲领、行动准则。发起促进艾滋病有关人群参与防治工作的倡议,酝酿成立各类民间组织参加的全国抗艾联盟等等,在我国艾滋病防治历史上,都堪称第一次。

近来来,无论是在戴志澄工作的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还是在他主持的各种研讨会上,都有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来自各地基金的志愿者。戴志澄总是平等亲切地对待他们,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让所有的人各尽其能;无论是健康人,还是感染者,无论其性取向如何,在共同抗击艾滋病的阵营中,戴志澄总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魄接纳他们,为他们创造尽量宽松的环境。

戴志澄,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卫人,从学生到管理者,从风华正茂到双鬓染霜,在与公共卫生相伴的路上辛勤耕耘,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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